11/30(五) 19:30-21:00
週五聊書室－《防火牆》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4581516612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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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何謂新自由主義，但仍可感受到一些經濟學的法則，正成為社會議題中，多數人奉行的基準。政治人物談論經濟成長率，不討論勞工權益；新聞媒體關注收視率，不關心資訊是否真實傳遞；即便人們注意到台灣青年低薪北棲，仍見不到真正漂留來台，移民移工的身影。拼經濟至上的同時，我們也快速的失去公共資產與利益。僅管時空背景不同，社會也有所差異，但如何避免整個社會只在乎經濟效益，是當年法國與現今台灣的共通課題。透過閱讀討論《防火牆》中，布赫迪厄對各項社會議題的批判與看法，即使不能直接套用在台灣社會，仍有相當多觀點值得學習借鏡。
提到社會問題，電視媒體絕不會缺席。布赫迪厄先前的著作中，揭露新聞媒體域逐漸侵犯其他社會領域，阻礙專業知識的生成。這是由於電視媒體服膺於收視率的法則，在政治討論上，以觀眾不喜愛為由，簡化複雜的論述，徒留不同立場的衝突；在新聞播報中，爭搶獨家報導，以事件的新奇和取得難度，而非事件本身的重要程度，作為評斷播出的準則。名人醜聞、運動比賽和他國人民的苦難，被無意義的拼貼在新聞節目中，觀眾的注意力也無法集中，思考事件背後的意義。而收視率的法則即為經濟的法則，若我們無法接受文學作品以銷量論高低，電影用賣座與否評斷好壞，怎能容忍新聞如此。
閱聽人對此並非一無所知，我們深知電視慈善馬拉松的荒謬，也會時不時消遣媒體的偏頗，抑或是嘲笑記者的無知。但也正如布赫迪厄在本書所補充的，我們也因此高估自己抗衡能力，透過遙控器轉台，隨時都能不爽不要看，陷入一種犬儒式的抵抗幻象。若非如此，何以上述諸般亂象，現在台灣與90年代的法國，仍不斷的重現。更糟的是，在新聞報導場域，舊的問題仍未解，我們已有新的課題：該如何來論網路？社群媒體的演算分析、同溫層效應大家嚷嚷上口，但何人來分析網路的結構性問題。
經濟場域在各領域逐步侵蝕，同時代表著，政府在各項領域的逐漸退出。儘管我們的國家不曾如歐洲，有著良好完善的社會福利，也能感受到財團的進逼，對公共利益的侵害。《海角七號》的台詞：土地也要BOT，山也BOT，連海也要給我BOT！不就是對此現象極為具體的回應。我們盲目相信市場的力量，不曾懷疑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現在台灣社會，也如此鼓吹私人利益、堅信私人企業相比國營更有效率，但是當我們讓電業自由化和鐵路私營，並不保證對民眾有利，那些帳面上增加的收入，可能只是來自過去被確保的公眾權益(如私營鐵路減少班次、關閉利用率低的車站)。
提到社會問題，電視媒體絕不會缺席。布赫迪厄先前的著作中，揭露新聞媒體域逐漸侵犯其他社會領域，阻礙專業知識的生成。這是由於電視媒體服膺於收視率的法則，在政治討論上，以觀眾不喜愛為由，簡化複雜的論述，徒留不同立場的衝突；在新聞播報中，爭搶獨家報導，以事件的新奇和取得難度，而非事件本身的重要程度，作為評斷播出的準則。名人醜聞、運動比賽和他國人民的苦難，被無意義的拼貼在新聞節目中，觀眾的注意力也無法集中，思考事件背後的意義。而收視率的法則即為經濟的法則，若我們無法接受文學作品以銷量論高低，電影用賣座與否評斷好壞，怎能容忍新聞如此。
閱聽人對此並非一無所知，我們深知電視慈善馬拉松的荒謬，也會時不時消遣媒體的偏頗，抑或是嘲笑記者的無知。但也正如布赫迪厄在本書所補充的，我們也因此高估自己抗衡能力，透過遙控器轉台，隨時都能不爽不要看，陷入一種犬儒式的抵抗幻象。若非如此，何以上述諸般亂象，現在台灣與90年代的法國，仍不斷的重現。更糟的是，在新聞報導場域，舊的問題仍未解，我們已有新的課題：該如何來論網路？社群媒體的演算分析、同溫層效應大家嚷嚷上口，但何人來分析網路的結構性問題。
經濟場域在各領域逐步侵蝕，同時代表著，政府在各項領域的逐漸退出。儘管我們的國家不曾如歐洲，有著良好完善的社會福利，也能感受到財團的進逼，對公共利益的侵害。《海角七號》的台詞：土地也要BOT，山也BOT，連海也要給我BOT！不就是對此現象極為具體的回應。我們盲目相信市場的力量，不曾懷疑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現在台灣社會，也如此鼓吹私人利益、堅信私人企業相比國營更有效率，但是當我們讓電業自由化和鐵路私營，並不保證對民眾有利，那些帳面上增加的收入，可能只是來自過去被確保的公眾權益(如私營鐵路減少班次、關閉利用率低的車站)。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右手(經濟部官員、央行或公銀總裁)平衡了財務，可以用各項數據說明，他們已盡到義務。留下民眾的不滿與要求，與國家應負擔的責任，讓國家的左手(基層社會工作者，如社工人員、學校老師及輔導人員)承擔。他們必須對抗政府退出之後，市場力量的失衡介入，沒有足夠的資源協助，也沒有適當的報酬，彰顯他們的努力。許多社會運動都是由此困境而生。然而，無論是象徵資本的爭奪，或實際社會福利的擴增，反對方都具備充分的理論與數據，運動方也需要對等的支持。所以知識份子不該噤聲，應挺身而出，提供以理性為後盾的武器，方能以火攻火，為諸般不合理的現實狀況抗爭。
然而，受到經濟自由主義最直接影響的，還是勞工階級。傅利曼提及天無白餐，不只為了爭論社福政策的效益，亦是在暗批窮人懶惰成性；貝克分析人力資本，不僅為了說明人們薪資為何有偌大的差異，也是在譴責窮人愚昧，致使他們進行決策始終不理性。這些充滿歧視，主觀的道德判斷，都包裝在左右派經濟學，市場與政府的爭論之下。而那些國際化、自由貿易等觀念，從來不是什麼自然法則，是被建構出來的概念。透過遵從經濟學原理的媒體和學者，不斷重複再重複的傳播，竟成為幾乎人人同意的定律。
於是勞工與失業者彼此對立，勞動者譴責無業者懶惰又不聰明，為了避免自己落入相同情境，閒暇之餘仍要上進，如不發展其他專長做個斜槓青年，淪為失業白領漂流職場也沒資格埋怨。當勞動條件惡化、薪資減少或工作不穩定，先檢討自己是否不夠努力，學經歷有所不足，才導致如此遭遇。促成這些勞動條件向下看齊的動力，都是源於對失業的恐懼。資方以彈性為名進行剝削，以瘦身為由進行裁員，美化名詞下的種種惡行(當然不可忘記，那堪比諾貝爾獎發名的無薪假)，已幾乎毫無阻力。而原可保障勞工的政府，早已退化縮小，在資方撤廠撤資的威脅下，無能為力。
如對上述問題感到憂慮，或可參考布赫迪厄的建議，儘管國際間合作只重經濟，但不是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集合國家機構裡，與超國家組織裡的力量，建立以共同社會權利為目標的新國際主義(儘管對照今日世界情勢，所有努力終究只是徒勞)。這或許是有志者可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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