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 (六) 14:00-16:00
這些生存在高風險裡的孩子|廢墟少年新書分享會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336393877094631/
本次讀書會的核心聚焦在社會中的Powerless(無權力者)。
這些人通常有比較複雜的家庭背景，可能脫離傳統的學校團體四處打零工維生，也可能在學校中格格不入。在社會結構下，他們通常沒有太多機會，翻身的機會渺茫。
在讀書會的過程中，雪莉舉了許多孩子的例子，雖然沒有太多狗血劇情，但是很真實、很平靜、很震撼。這些廢墟少年幾乎都是很認份地接受了自己的人生：「這就是我命不好」、「我沒有救了」，很難想像這些孩子要經歷過多少事才能平靜地說出這樣的話，也從中引申出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我們能夠做些什麼讓這些先天上處於社會結構底層的人去改變命運？高經濟水準的家庭提供更好的資源供子女求學，得到偏好的薪資及工作環境，而高風險家庭的孩子要負擔照顧家裡的責任甚至隨家人奔走，所謂的公平正義應該跳脫齊頭式的思維，廢墟少年們需要更多的資源才有可能得到翻身的機會。
遺憾的是，台灣社會正在偏離公平公正的世界，對於那些結構底層的孩子，社會的資源與關注遠遠不夠。社會中的不同結構之間也出現了太多思想上的落差，造成資源對接的差距，我們用自以為是的想像的去給予幫助，例如提供金錢供他們讀書，卻完全不知道學校這個群體社會已不是這群孩子回得去的世界、比如提供工作機會，附帶的要求是要品行良好，但這些傳統上的「好小孩」定義真的能套用在這些孩子身上嗎？社會對這些特殊背景的孩子們是很不友善也很不給機會的，當我們傲慢的質問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些高風險工作的同時，卻好像他們是有選擇的一樣。
這些高風險家庭的成因很多，產業外移、學歷主義、技職體系崩壞、外配家庭的高離婚率、M型化社會低收入戶逐年上升等等，在這些結構面還無法改善的情況下，台灣卻僅有一千多名家庭社工在處理這些逐年上升的高風險家庭，工作量繁重待遇卻很微薄，造成近貧者照顧赤貧者的局面。不重視專業的風氣以及東方文化親權至上的概念，讓社工即使有熱情要做事卻也沒有相對應的公權力得以執行，也沒有協調各政府單位的權力。公部門無做無錯的態度更是把這些重要的議題懸宕在那裡，Elephant in the room，明明是一件顯而易見且迫切需要處理的事，卻被視而不見，沒有人想管。
雪莉在最後特別提到了安置機構的問題，每年台灣12-18歲有五千名孩童進入安置機構，這個年齡層的孩童對育幼院的募款幫助不大並且有一些已形成的習慣導致比較難管教的問題。在公家給予的經費有限的狀況下，安置機構的資源也十分有限，平均一位大人照顧六位孩子，只能用制式化管理的方式安置。這些擁有複雜背景的孩子是最需要輔導以及關懷的，但是這樣的經費有限的管理方式讓他們對未來的想像僅有做端盤子的工作。大孩子協助管教小孩子以及性教育封閉的環境，甚至造成了許多育幼院性侵的事件。日本及歐美已經在多項研究支持下廢止了大型安置機構，以小型安置機構以及家庭安置的方式取代，但在台灣，民眾對安置機構有刻板印象而有嚴重的反抗，家庭安置也不普遍，整個安置機構體系還是維持在大型的制式管理，雖然將孩童帶離無功能家庭安置的原意是好意，卻也可能將孩童帶到另一個高風險環境。
會後的討論中有許多人對於報導者的創立及經營感到好奇，雪莉與大家分享一路走來的理念以及艱辛，比如曾經被嘲弄不讀書所以去當記者，也有許多同事們因為大環境因素而放棄這條路。報導者能走過三個年頭其實他們自己也意外，還是有那麼多的讀者願意仔細地閱讀他們的文章，而讀者們的支持對他們來說是無比重要的力量。
這些生存在高風險裡的孩子|廢墟少年新書分享會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336393877094631/
本次讀書會的核心聚焦在社會中的Powerless(無權力者)。
這些人通常有比較複雜的家庭背景，可能脫離傳統的學校團體四處打零工維生，也可能在學校中格格不入。在社會結構下，他們通常沒有太多機會，翻身的機會渺茫。
在讀書會的過程中，雪莉舉了許多孩子的例子，雖然沒有太多狗血劇情，但是很真實、很平靜、很震撼。這些廢墟少年幾乎都是很認份地接受了自己的人生：「這就是我命不好」、「我沒有救了」，很難想像這些孩子要經歷過多少事才能平靜地說出這樣的話，也從中引申出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我們能夠做些什麼讓這些先天上處於社會結構底層的人去改變命運？高經濟水準的家庭提供更好的資源供子女求學，得到偏好的薪資及工作環境，而高風險家庭的孩子要負擔照顧家裡的責任甚至隨家人奔走，所謂的公平正義應該跳脫齊頭式的思維，廢墟少年們需要更多的資源才有可能得到翻身的機會。
遺憾的是，台灣社會正在偏離公平公正的世界，對於那些結構底層的孩子，社會的資源與關注遠遠不夠。社會中的不同結構之間也出現了太多思想上的落差，造成資源對接的差距，我們用自以為是的想像的去給予幫助，例如提供金錢供他們讀書，卻完全不知道學校這個群體社會已不是這群孩子回得去的世界、比如提供工作機會，附帶的要求是要品行良好，但這些傳統上的「好小孩」定義真的能套用在這些孩子身上嗎？社會對這些特殊背景的孩子們是很不友善也很不給機會的，當我們傲慢的質問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些高風險工作的同時，卻好像他們是有選擇的一樣。
這些高風險家庭的成因很多，產業外移、學歷主義、技職體系崩壞、外配家庭的高離婚率、M型化社會低收入戶逐年上升等等，在這些結構面還無法改善的情況下，台灣卻僅有一千多名家庭社工在處理這些逐年上升的高風險家庭，工作量繁重待遇卻很微薄，造成近貧者照顧赤貧者的局面。不重視專業的風氣以及東方文化親權至上的概念，讓社工即使有熱情要做事卻也沒有相對應的公權力得以執行，也沒有協調各政府單位的權力。公部門無做無錯的態度更是把這些重要的議題懸宕在那裡，Elephant in the room，明明是一件顯而易見且迫切需要處理的事，卻被視而不見，沒有人想管。
雪莉在最後特別提到了安置機構的問題，每年台灣12-18歲有五千名孩童進入安置機構，這個年齡層的孩童對育幼院的募款幫助不大並且有一些已形成的習慣導致比較難管教的問題。在公家給予的經費有限的狀況下，安置機構的資源也十分有限，平均一位大人照顧六位孩子，只能用制式化管理的方式安置。這些擁有複雜背景的孩子是最需要輔導以及關懷的，但是這樣的經費有限的管理方式讓他們對未來的想像僅有做端盤子的工作。大孩子協助管教小孩子以及性教育封閉的環境，甚至造成了許多育幼院性侵的事件。日本及歐美已經在多項研究支持下廢止了大型安置機構，以小型安置機構以及家庭安置的方式取代，但在台灣，民眾對安置機構有刻板印象而有嚴重的反抗，家庭安置也不普遍，整個安置機構體系還是維持在大型的制式管理，雖然將孩童帶離無功能家庭安置的原意是好意，卻也可能將孩童帶到另一個高風險環境。
會後的討論中有許多人對於報導者的創立及經營感到好奇，雪莉與大家分享一路走來的理念以及艱辛，比如曾經被嘲弄不讀書所以去當記者，也有許多同事們因為大環境因素而放棄這條路。報導者能走過三個年頭其實他們自己也意外，還是有那麼多的讀者願意仔細地閱讀他們的文章，而讀者們的支持對他們來說是無比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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